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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唐律开启的中华法系传统根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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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断案引律法脉——从古代公案小说举证（.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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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唐律开启的中华法系传统根脉

“唐律可以说是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封建法律递鍃变化之大成。

唐律自贞观撰定，没有再发生过大的变动。

唐高宗即位后，除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解释无凭、‘触涂睽误’的问题。”

“由于编撰者在解释律文的同时，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叙述其源流，发挥其微义，补充其未周未备，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加上它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史云‘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旧唐书·刑法志》），疏文实际上享有和律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狄仁杰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

《旧唐书》记述了其事迹。

其为人清廉刚正，初授汴州判佐，后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等职，亲自断案审案，有着丰富的刑事审判经验，逐渐升至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

其在担任大理丞时，“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

。

一年内审断遗留积案，处置了一万七千人，没有一个喊冤叫屈上诉的人，真可谓奇迹。

由于狄仁杰从事过实际的司法案件监察、审理、刑狱等职业，所以其有着非常专业的司法素质与能力。

民间流传的狄仁杰神断疑案的故事，尽管有传说的戏剧成分，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乃至后世的社会风貌和司法制度的传统。

从《狄公案》中，可以窥见这一流脉。

《狄公案》所记述的故事，前半段主要涉及几起民间命案，以奸情、谋财和意外中毒为代表，均属于疑难冤案，体现了狄仁杰办案的高度负责、睿智机巧、推理周密、谨守律例等“青天”

品格。

在处置这些冤案过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熬刑不招、未有口供而难定案的时候，狄仁杰不得不对嫌犯取保释放，或者另寻证据。

在《唐律疏议》卷末，明确规定了“疑罪”

条款：“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

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

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得过三。”

结合《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九“断狱”

之“拷囚限满不首”

条规定可见，即使是封建统治者，对待普通百姓的生死，对于社会公平、司法公正还是关心的。

天下冤案多，社会反弹就大，统治根基就不稳。

而疑案多，取保释放的人多，至少可以说明，皇恩浩荡，体恤良民，可以就此笼络更多的社会民心。

《旧唐书·刑法志》也较为精要地呈现了唐朝初年，唐高祖、唐太宗的立法思想。

如唐高祖强调“务在宽简，取便于时”

。

唐太宗更是针对因谋反罪连坐俱死而生怜悯之心，强调“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

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

。

又说“狱讼繁多，皆由刑罚枉滥，故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

末代断狱之人，皆以苛刻为明，是以秦氏网密秋荼而获罪者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