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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番外篇唐朝两大盛世与安史之乱（第3页）

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完善体制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

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

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

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订律轻刑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

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

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

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

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

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

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

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

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

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军事

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

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攻灭东突厥汗国，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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