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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5页）

槐生这个独子，十五岁离家。

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县志》上说“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

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

的那一年。

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到市场去买菜，槐生看到火车站前面宪兵在招“学生队”

，这半大不小、发育不良的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把扁担和菜篓交给龙家院同来的少年叫“冬秀”

的，就两手空空地跟着宪兵走了。

冬秀回来说，槐生冒充十八岁。

六十年后，当我读到前辈作家王鼎钧的自传《关山夺路》时，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车站，槐生大概看见了听见了什么。

一九四五年，那时槐生已经是宪兵排长了，十九岁的中学生王鼎钧也聆听了一个宪兵连长的“招生”

演讲。

连长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

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

（连长）很懂群众心里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入伍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王鼎钧说，这是“以国家之名行骗”

；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无法原谅这场庞大“骗局”

的制造者——国家。

槐生脱离了民不聊生的家乡，没想到，在宪兵队里却同样吃不饱。

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

的国家“法治之兵种”

满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来充饥。

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一会。

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

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

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

我们无所谓地站着，哎，这是哪里啊？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湾苗栗县苑里镇耶，谁见过布鞋，谁管它是谁做的、谁给谁的什么啊？

槐生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等兄弟们都被允许“解散”

了，我这唯一的女生又单独被留下来。

槐生坐进他那张矮矮的圆形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