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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他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通知说要撤退！

我拚死爬过一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

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

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

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

“挹江门”

，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

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国，年仅四十六岁。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

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

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

通常是“死”

，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

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点不能自已——在父亲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时，后面城里头，紧接着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

我想起来，初中时，槐生喜欢跟我念诗，他常吟的两句，是刘禹锡写南京的“石头城”

：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长江逝水滚滚，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