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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4页）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

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

的台湾群众，“痛”

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

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

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

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

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

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

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

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

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

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

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

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

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

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

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

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

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

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