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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5页）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

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

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

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

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

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

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

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

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

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

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

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

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

，被日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

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

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

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

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

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

，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

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