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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4页）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

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

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

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

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

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

，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

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

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

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

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

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

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

站在一起的“我群感”

。

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

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

，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

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

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

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

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

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

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