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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3页）

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甭看他嘴里说得那么不在乎，其实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过是赌气话罢了。

“分了地，分了耕畜，还要咱们这号干部做啥？”

景藩老汉说，“各家各户种庄稼，干部没事干了。”

“抓计划生育嘛……哈哈哈！”

何永槐嘲笑似地说，“只剩下这一项工作了……”

景藩老汉也笑了。

“你听没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

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操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

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

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看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话更投机。

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

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

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

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

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

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

两个“老土改”

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一瓶“雁塔大曲”

揭底了。

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

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

这个名词一样，在庄稼人的嘴里热烈而新奇地叫响了。

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纯粹靠土地生活的社员，还有儿子或丈夫在国家机关、工厂工作的农村家属……都在讨论会上，地头场间，街巷屋院，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满意的和不大满意的，高兴的和担忧的，喝彩的和叫骂的，种种听来都似乎理直气壮的意见，汇成一股喧闹的声浪，在乡村里涌流……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和蔬菜专业队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两人在摆着烧酒和猪头肉盘子的大方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着。

景藩老汉听到了合心合拍的话，憋在胸膛里的优烦顿然宽舒了。

何永槐又提出一瓶“灞陵”

酒来，说他们以后也许见面的机会不会象以往那样频繁，难得痛饮一场。

景藩老汉也不执意要走，给儿子马驹要办的手续业已办妥，心地踏实了。

“叫娃快走！”

听完景藩老汉的描述，何永槐大声说，“开汽车挣工资，跟谁不犯一句唠叨，多好的事嘛！

何必要当那个队长呢？”

“人家还想在三队成一番气候哩！”

景藩老汉嘴一撇，嘲笑说，“那小子不知深浅……”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