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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3页）

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圣贤中，特别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热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

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

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

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

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平，换言之，达到了“内圣”

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

我们知道，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假如我们说，圣贤急于内圣，是为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

好在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他也承认，自己格物致知，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

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

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

至于这种知识的发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

因为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这种权力。

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种知识来获得这种权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说他们：“无耻之耻，无耻矣。”

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

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

我只能说，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自己过于直露，不是我的风格；同时感到，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

僧侣的权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

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

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盼望好一点的东西。

当然，对我这种盼望，又可以反驳说，身为一个中国人，你也配！

——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别的了。

《水浒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归戴宗管。

按理他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

于是，戴宗就来要。

宋江还是不给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还敢问我凭什么？你犯在我的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

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

行货是劣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一件降价处理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

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岁，从此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是一种很悲惨的感觉。

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

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

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