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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

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时值今日，还有人盼着出个哲人王，给他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乐于做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

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

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

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

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

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现在有一种“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

的说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

对于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倒有过实践这种豪言壮语的机会。

七零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

有不少同学已经过去了——我有个同班的女同学就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我也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

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

有一夜，我抽了半条春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去。

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

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

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对我年轻时的品行，我的小学老师有句评价：蔫坏。

这个坏字我是不承认的，但是“蔫”

却是无可否认。

我在课堂上从来一言不发，要是提问我，我就翻一阵白眼。

像我这样的蔫人都有如此强烈的救世情结，别人就更不必说了。

有一些同学到内蒙古去插队，一心要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解放当地在“内人党”

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

其结果正如我一位同学说的：我们“非常招人恨”

。

至于到缅甸打仗的女同学，她最不愿提起这件事，一说到缅甸，她就说：不说这个好吗？看来她在缅甸也没解放了谁。

看来，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对别人毫无益处，但对自己还有点用——有消愁解闷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