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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第2页）

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家与国并不能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

相反，他们经常家国并提，从家政推出国政，从治家推之治国。

同时，家族的伦理也被转化为政治的伦理。

人们从家族伦理中的孝推出政治伦理中的忠，从家庭中的父母的慈爱推出君主的仁政。

从国家政权的归属来看，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王朝，王朝的兴衰与皇室家族的命运息息相连。

在秦代以前，国家政权完全是按照血缘亲属关系而非行政区划原则建立起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法制国家。

在这里，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关系，家族结构与国家政权结构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皇帝及其家族是这样，一般人及其家族也是一样。

家族的兴衰必然影响其成员，而家庭成员地位的升降反过来又影响家族。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一人犯罪，株连九族”

。

2.伦理本位传统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

随意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

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

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这种伦理本位精神表现于经济生活，即为伦理主导型的经济生活，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服从亲情伦理的调整，表现为一种伦理关系。

正是由于人们从伦理角度看待财产关系，而不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待财产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的法律关于财产权的制度很不发达。

无怪乎梁漱溟说：“中国法律早发达到极其精详地步。

……但各国法典所致详之物权债权问题，中国几千年却一直是忽略的。

盖正为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此其一。

伦理因情而有义，中国法律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不基于权利观念，此其二。

明乎此，则对于物权债权之轻忽从略，自是当然。”

在政治上，中国古代的政治为“伦理的政治”

，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

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

中国的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

“但只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制团体关系。

因而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分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了。”

——梁漱溟。

在法律方面，中国的法律属于伦理型法律。

这种伦理刑法律的基本特点是以礼统法，礼法合一，或者说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