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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北宋儒学的脉络（第4页）

（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

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

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33]

高宗在这里给王安石之学下了一个“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的结论，而这一观点，其实恰恰是杨时在靖康元年的《上渊圣皇帝书》之中所着力阐述的。

借着高宗将靖康之变归罪于新学的同时，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洛学，也终于有了抬头的机会。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八月即下诏将杨时“召还朝。

未至而又召（谯）定。

是时给事中许景衡、左司员外郎吴给、殿中侍御史马伸皆号得颐之学”

。

[34]一时之间，造成了洛学中人，群聚庙堂的景象，而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诏赠程颐龙图阁直学士，更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事件，标志着洛学在遭遇了自元祐以来数十年的打压之后，终于有了走向庙堂的机遇与可能。

然而王氏新学成为宋室的官学已有数十年光景，虽然其中也有过反复，但终究是时日绵长，根深蒂固，洛学虽然有了被朝堂接纳的可能，但要说真正取代王学成为官学，却还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在高宗作“天下大乱，生于安石”

的论断并被王居正用作《辩学》序的绍兴五年（1135年），哪怕是在官方的引导下，科举考试中仍不能以洛学取代新学作取舍的标准。

胡安国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为：“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

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

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

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

经过靖康之际的那一场轰动朝野的争执，杨时是时已然是深孚天下洛学学者之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以高宗皇帝甫登帝位时，但立即下诏召其还朝，尔后又屡加封赐，而杨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是时洛学在朝堂之上所面临的机遇与局面，是以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光之中，仍然捉紧时间尽一切机会展开了对王安石新学的批驳。

绍兴三年（1133年），杨时致仕归乡后，以八十一岁高龄，连作《三经义辩》、《日录辩》、《辩字说》等三书，站在理学学说的立场，对于王安石的新学进行了集中的批判。

王安石不赞成性善性恶说，而持性情统一论，在他看来：“喜怒哀乐好欲恶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

情者性之本，性者情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

[35]据此而王学认为“情者性之本，性者情之用”

，是以反对格除人欲，在这一点上与理学学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杨时声称，这是因为王安石新学未知“性命之理”

。

他认为：“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

’是未知性命之理。”

因为：“其曰‘使我’，正所谓使然也，然使者可以为命乎？以命在我为性，则命自成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性即天命也，又岂二物哉？若云：‘在天为命，在人为性。

’此语似无病，然又不需如此说。

性命初无二理，第所由之者异耳。”

[36]

而对于王安石对“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一命题所做的“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处人“的这一诠释，杨时也从理学的角度做出了批判，在他看来王安石此说无疑是将“高明”

与“中庸”

截然分开，从而“所以自待者常过，而以其所贱者事君亲也”

[37]，在他看来，此举不啻于离经叛道的举动，将导致“离内外，判心迹，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