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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鲍罗廷恰巧不在。

苏联顾问皆被软禁。

再用“整理党务案”

把鲍罗廷架空。

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

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

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廷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

布勃诺夫事后讲了6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

，否则中共“无论如何不能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

。

事后报告处理“三二〇”

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中，布勃诺夫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

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

，“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

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

。

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廷。

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

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

；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

。

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廷却在1926年5月30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

。

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〇”

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

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没有知道。

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

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