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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铸刑于鼎1（第1页）

公元前513年冬，赵鞅、中行寅奉命率兵前往汝水岸边筑城。

工程完毕后，二人在当地征用了四百八十斤铁，用于铸造刑鼎，并将“范宣子刑法”

铸在鼎上。

此举一出，立刻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

先是晋国史官蔡墨，他大惊失色，怒气冲冲的痛斥二者。

“士氏、中行氏这是要自取灭亡！

中行寅身为下卿，擅铸刑鼎，以为国法，可称得上是违背法令的贼人。”

“范宣子刑法，违反‘被庐之法’，乃是乱法。

明知是乱法，却仍布之天下，士氏也有不可推卸之责。”

“赵氏参与其中，怕是不得已，若能修德，恐能免祸。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消息传到鲁国，大圣人孔子气得七窍生烟，浑身颤抖。

“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

此举是失掉法度，罪不可恕。

晋国应当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

“卿大夫按照尊卑位次维护它，百姓才能尊敬贵人，贵人因此得以守住家业。

贵贱有别，方为法度。

文公依次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作被庐之法，以为盟主。

而今废弃这个法令，铸造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还用什么来尊敬贵人？贵人还有何家业可保守？”

“贵贱无序，如何治理国家？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是违犯晋国旧礼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当成律法呢？”

蔡墨可称得上是智者，孔子又被后世称为圣人，二人对“铸刑于鼎”

为何都如出一辙的反对？他们提到的“范宣子刑法”

、“被庐之法”

、“叔虞之法”

又是什么？要想揭开答案，必须回顾晋国的法制发展史。

法制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跟时代的脉搏紧紧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