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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目谈起兼致范用兄（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

从“存目”

谈起

——兼致范用兄

在摧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

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成了被“革命”

的对象，被迫停笔。

粉碎“四人帮”

之后，广大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作家，特别是老作家的信息，渴望读到他们的文章。

四川人民出版社察觉到读者的感情和需要，出版了老作家的《近作》，首先出版的是《巴金近作》。

《巴金近作》之后出了四本，分别为《巴金近作》（第二集）、《心里话》《探索与回忆》及近作合集《讲真话的书》。

《讲真话的书》书名是时任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杨字心同志建议的。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极左思潮时隐时现。

对巴金的《随想录》，有人指责他不该赞同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的遗言；指责他几次谈“小骗子”

，揭露了“阴暗面”

；指责他主张讲真话，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

；等等。

曾经有人企图把巴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更有甚者，叫嚷要“枪毙巴……”

出版巴金的书难免没有一点风险。

幸好任白戈

非常关心四川的出版工作。

当我们谈到这些为难之处时，他说：“巴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某些见解，有人一时不理解。

但巴金送来的书稿，出版社一定要出版。

如有人反对，我会出来为你们说话。”

他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出书的勇气。

书的发行量大，影响更大。

在出版《讲真话的书》之前，正碰上一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极左思潮再度抬头。

我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和出版工作。

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一起，从实际出发并为稳定人心，公开表示四川文艺界的主流是好的，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即有人指责我们包庇有问题的人，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倾向。

当时，文艺出版社曾被停业整顿，刚恢复出书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