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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苦雨斋一二（第2页）

个人，蕴涵的意义却不只一个人。

这就关系重大，所谓大事糊涂。

关于小事不糊涂，也可以举出不少例证。

不过先要解说一下，所谓“小”

，是对国家、民族的“大”

而言，意义并不等于微不足道。

这首先是他“文”

的方面的成就。

他精通日语，前面已经说过。

他还通希腊文和英文。

中文的造诣更不用说。

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条件。

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鲁迅先生一样，笔下功力深，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几十种。

早年和晚年还译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腊的古典作品。

这些都有文献可征，用不着多说。

可以说说的是不见或少见于文献的。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

，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

和废名的“悟”

之类说的。

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

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

他讲六朝散文。

推祟《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

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

关于诗，我还记得30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

别人都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

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

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诗，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